“不划算”的褚健 人生若只如初见
- 2014/1/15 14:57:54 6761
- 来源：仪表网
摘要：如果在那年，年轻的正教授褚健没有萌动勃勃的创业之心，如果他安心于实验室里的科学家生涯，也许，他早已是一位备受尊重的工程院院士。然后，他会出现在那些“高大上”的科技论坛上，神情悠然地讨论——“中国的自动化行业在什么时候可以打破被国外公司垄断的局面”。
导读：如果在那年，年轻的正教授褚健没有萌动勃勃的创业之心，如果他安心于实验室里的科学家生涯，也许，他早已是一位备受尊重的工程院院士。然后，他会出现在那些“高大上”的科技论坛上，神情悠然地讨论——“中国的自动化行业在什么时候可以打破被国外公司垄断的局面”。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作者：吴晓波）
1993年的初夏，我很年轻，接受我访问的这个人也很年轻，我们坐在浙江大学的大草坪上，相谈甚欢，彼时，青春如白云苍狗，翻卷无度。他那年三十而立，是这所江南高校年轻的正教授，学术前途大好，然而，他却决定下海创办一家高科技企业。那是一个改革即将复苏的年份，邓小平南巡一呼，天下人蠢蠢欲动。几天后，我写作的人物特写《少一个科学家，多一个企业家，划算吗？》被新华社通发全国，刊登在几乎所有的报纸上。
这位年轻的科学家名叫褚健。二十一年后的今天，我又在全国几乎所有的新闻网站上读到了他的名字，此时的标题是《浙大副校长褚健被批捕，或因侵吞国有资产》，照片上，年届50的他已满头灰发，颓然中年。我回家查找当年的剪报，竟已不可得，往事被记忆吞没，时间却比任何想象都要残忍。
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也有几次机会了解和接触过褚健，他还记得那次久远前的访谈，每次见面总是开玩笑地说，“是你‘害’了我，让我出了莫名其妙的名。”褚健的专业是化工生产过程自动化及仪表，在他看来，这是一门应用性的学科，如何将实验室里的成果转化为经济活动中的生产力是他们这一代科学家的使命，因此，他走出实验室，创办了浙江大学工业自动化公司，它后来更名为中控科技，成为该领域里科技水准高的企业，据媒体的报道，“公司刚刚成立时，国内自动化行业基本被国外公司垄断，但中控的崛起打破了这一局面。2012年，中控集团拥有4000多员工，产值超过30亿元，并制定了国内自动化行业的个标准。”在二十年里，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常委到浙江考察高科技企业，中控科技都是必到的一站。
而褚健对我的抱怨其实也是对我提出的那个设问的“反抗”。我从百度百科中查到，从1997年到2013年，褚健获得过八个的科学技术进步奖，其中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次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甚至在不久前的2013年7月，他的名字还出现在173位候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名单中。也就是说，企业家褚健一直没有放弃科学家的身份。
当然，在外人看来，在商业和学术上都收获多多的褚健似乎也得到得太多了。在2005年，他被任命为浙江大学的副校长，分管人事、离退休、学校企业工作。他还是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有一回，他的一位浙大同事曾开玩笑地对我说，“除了长寿是一件不可知的事情之外，褚健已经得到了一切。”人间盈亏，否泰无常，此语中可有多少莫测。
到我写作这篇专栏的时候，对褚健的罪名认定还没有公布。据报道的资讯是：褚健这次事发可能与中控科技涉嫌掏空浙大海纳资产的旧事有关。浙大海纳是1999年由浙江大学企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联合浙江省科技风险投资公司以及褚健等人共同发起，以社会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当时的招股书，浙大海纳上市时的核心资产主要有三块，即浙江大学半导体厂、杭州浙大中控自动化公司、浙江大学快威科技产业总公司经营的业务。这三块业务，经由资本运作，先后被剥离，并试图再次包装上市。在2003年，中控科技完成了一次决定性的增资转让，褚健及其妹妹以60%的股份成为大股东，褚健因此一度被流传为“浙大首富”。
若这一段文字被认定确凿。那么，其事实过程应该是：在中控科技从浙大海纳中被剥离出来的时候，完成了一次产权私有化的动作，而褚健家族成为了实际的产权所有者，也因此，落下了“侵吞国有资产”的罪名。
这是中国企业变革史上一段迄今仍然争议重大的公案：从1998年到2004年，中国企业界发生过一场以国退民进为主题的产权清晰化运动，数以百万计的国有、集体企业被出售予私人，其中，苏南及浙北地区就有97%的国有、集体企业被私有化，从客观上看，这无疑释放了中国产业经济的生产力，完成了产权私有化的“惊险一跃”，中国民营资本集团的格局是在这一时期被确定下来的。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来没有出台过产权量化改革的政策性条例，因此，每一家企业的产权清晰改革都手法暧昧而讳言莫深。从严格的现行法律意义上，几乎所有的产权改革都可以被视为“国有资产流失”，每一个产权获益者都有“侵吞”之嫌。若读者稍稍回忆一下，都应记得在2004年秋季之后，香港教授郎咸平曾对海尔、长虹、TCL、春兰及科龙等公司的产权改革提出质疑的轰动性新闻事件，几乎所有被郎教授盯上了的企业，其清晰化方案都经不起“推敲”。正如已公布的信息可见，中控科技的产权清晰，正发生在2003年。
如果打一个比方的话，好比上百万辆车过“安检”，每一辆车和它的司机都有“违规动作”，若被拦下检查，必无法通过，而制度性的问题是，“安检”部门从来没有公布“非违规法则”。
如今看来，中控科技是一辆在当年没有被抽查到、然而却在十年后突然又被拉出来进行重新“安检”的车，而褚健就是那个倒霉的司机----我从一份网上流传的申诉材料中看到，“褚健在2005年已经退出浙大中控，说明他没有占有浙大中控产权的故意”，这当然有待进一步的案情公布。
这样的悲剧，在2014年突然落到“已经得到了一切”的褚健头上，实在是命运在开一个残酷的玩笑。很多年后，人们也许将像今天叹息褚时健一样地谈论褚健。
这不是一篇为褚健做“无罪推论”的专栏。我只是有一份特别惋惜的叹息，我只是想起了二十一年的那片大学草坪。
如果在那年，年轻的正教授褚健没有萌动勃勃的创业之心，如果他安心于实验室里的科学家生涯，也许，他早已是一位备受尊重的工程院院士。然后，他会出现在那些“高大上”的科技论坛上，神情悠然地讨论——“中国的自动化行业在什么时候可以打破被国外公司垄断的局面”。
（本文原标题：《“不划算”的褚健：少一个科学家 一个企业家》）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作者：吴晓波）
1993年的初夏，我很年轻，接受我访问的这个人也很年轻，我们坐在浙江大学的大草坪上，相谈甚欢，彼时，青春如白云苍狗，翻卷无度。他那年三十而立，是这所江南高校年轻的正教授，学术前途大好，然而，他却决定下海创办一家高科技企业。那是一个改革即将复苏的年份，邓小平南巡一呼，天下人蠢蠢欲动。几天后，我写作的人物特写《少一个科学家，多一个企业家，划算吗？》被新华社通发全国，刊登在几乎所有的报纸上。
这位年轻的科学家名叫褚健。二十一年后的今天，我又在全国几乎所有的新闻网站上读到了他的名字，此时的标题是《浙大副校长褚健被批捕，或因侵吞国有资产》，照片上，年届50的他已满头灰发，颓然中年。我回家查找当年的剪报，竟已不可得，往事被记忆吞没，时间却比任何想象都要残忍。
在过去的这些年里，我也有几次机会了解和接触过褚健，他还记得那次久远前的访谈，每次见面总是开玩笑地说，“是你‘害’了我，让我出了莫名其妙的名。”褚健的专业是化工生产过程自动化及仪表，在他看来，这是一门应用性的学科，如何将实验室里的成果转化为经济活动中的生产力是他们这一代科学家的使命，因此，他走出实验室，创办了浙江大学工业自动化公司，它后来更名为中控科技，成为该领域里科技水准高的企业，据媒体的报道，“公司刚刚成立时，国内自动化行业基本被国外公司垄断，但中控的崛起打破了这一局面。2012年，中控集团拥有4000多员工，产值超过30亿元，并制定了国内自动化行业的个标准。”在二十年里，几乎所有的政治局常委到浙江考察高科技企业，中控科技都是必到的一站。
而褚健对我的抱怨其实也是对我提出的那个设问的“反抗”。我从百度百科中查到，从1997年到2013年，褚健获得过八个的科学技术进步奖，其中两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次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甚至在不久前的2013年7月，他的名字还出现在173位候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名单中。也就是说，企业家褚健一直没有放弃科学家的身份。
当然，在外人看来，在商业和学术上都收获多多的褚健似乎也得到得太多了。在2005年，他被任命为浙江大学的副校长，分管人事、离退休、学校企业工作。他还是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有一回，他的一位浙大同事曾开玩笑地对我说，“除了长寿是一件不可知的事情之外，褚健已经得到了一切。”人间盈亏，否泰无常，此语中可有多少莫测。
到我写作这篇专栏的时候，对褚健的罪名认定还没有公布。据报道的资讯是：褚健这次事发可能与中控科技涉嫌掏空浙大海纳资产的旧事有关。浙大海纳是1999年由浙江大学企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联合浙江省科技风险投资公司以及褚健等人共同发起，以社会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当时的招股书，浙大海纳上市时的核心资产主要有三块，即浙江大学半导体厂、杭州浙大中控自动化公司、浙江大学快威科技产业总公司经营的业务。这三块业务，经由资本运作，先后被剥离，并试图再次包装上市。在2003年，中控科技完成了一次决定性的增资转让，褚健及其妹妹以60%的股份成为大股东，褚健因此一度被流传为“浙大首富”。
若这一段文字被认定确凿。那么，其事实过程应该是：在中控科技从浙大海纳中被剥离出来的时候，完成了一次产权私有化的动作，而褚健家族成为了实际的产权所有者，也因此，落下了“侵吞国有资产”的罪名。
这是中国企业变革史上一段迄今仍然争议重大的公案：从1998年到2004年，中国企业界发生过一场以国退民进为主题的产权清晰化运动，数以百万计的国有、集体企业被出售予私人，其中，苏南及浙北地区就有97%的国有、集体企业被私有化，从客观上看，这无疑释放了中国产业经济的生产力，完成了产权私有化的“惊险一跃”，中国民营资本集团的格局是在这一时期被确定下来的。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从来没有出台过产权量化改革的政策性条例，因此，每一家企业的产权清晰改革都手法暧昧而讳言莫深。从严格的现行法律意义上，几乎所有的产权改革都可以被视为“国有资产流失”，每一个产权获益者都有“侵吞”之嫌。若读者稍稍回忆一下，都应记得在2004年秋季之后，香港教授郎咸平曾对海尔、长虹、TCL、春兰及科龙等公司的产权改革提出质疑的轰动性新闻事件，几乎所有被郎教授盯上了的企业，其清晰化方案都经不起“推敲”。正如已公布的信息可见，中控科技的产权清晰，正发生在2003年。
如果打一个比方的话，好比上百万辆车过“安检”，每一辆车和它的司机都有“违规动作”，若被拦下检查，必无法通过，而制度性的问题是，“安检”部门从来没有公布“非违规法则”。
如今看来，中控科技是一辆在当年没有被抽查到、然而却在十年后突然又被拉出来进行重新“安检”的车，而褚健就是那个倒霉的司机----我从一份网上流传的申诉材料中看到，“褚健在2005年已经退出浙大中控，说明他没有占有浙大中控产权的故意”，这当然有待进一步的案情公布。
这样的悲剧，在2014年突然落到“已经得到了一切”的褚健头上，实在是命运在开一个残酷的玩笑。很多年后，人们也许将像今天叹息褚时健一样地谈论褚健。
这不是一篇为褚健做“无罪推论”的专栏。我只是有一份特别惋惜的叹息，我只是想起了二十一年的那片大学草坪。
如果在那年，年轻的正教授褚健没有萌动勃勃的创业之心，如果他安心于实验室里的科学家生涯，也许，他早已是一位备受尊重的工程院院士。然后，他会出现在那些“高大上”的科技论坛上，神情悠然地讨论——“中国的自动化行业在什么时候可以打破被国外公司垄断的局面”。
（本文原标题：《“不划算”的褚健：少一个科学家 一个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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