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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两会”期间，“大型科研设备共享难”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今年记者追踪采访发现，与此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同样引人深思：我国每年上万亿元的科研固定资产投资中，有60%用于设备进口;部分仪器依赖进口。政协委员忧心——科研仪器过度依赖进口拖了创新后腿。

“我们的TD—SCDMA技术发展得不错，但是技术上的制约也很多，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测试的仪器仪表。没有先进的测试仪器，技术和质量就很难保证。”在今天的政协科技界联组会上，列席会议的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娄勤俭以这个例子呼应朱星委员关于加强国内科学仪器研发的发言。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朱星的发言源于他参与的一项关于国内科学仪器现状的调研。这份调研显示，我国每年上万亿元的科研固定资产投资中，有60%是用于进口设备，部分领域的仪器依赖进口，每年进口仪器总额几十亿美元，并以每年约30%的速度增加。

“过去20年来，我国在关键先进仪器的创新方面逐步丧失了竞争力，在大部分重大先进装备领域的竞争上更处于劣势，关键科学仪器装备严重依赖。”朱星颇为忧虑，“我国在科学仪器的研究和制造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不是缩小，而是逐步拉大，对国外仪器依赖度逐年增高。”

科技部原副部长刘燕华也曾指出，中国人购买科研仪器的热潮不知道救活了多少外国公司，由于科研仪器对外依存度过高，中国的科学研究存在严重的“空芯化”现象。

“那是因为我们做的大部分研究是跟踪模仿别人，这些研究中使用的仪器都可以从国外买到，根本用不到高精尖、定制的仪器，所以也就没有人去做。”对于这一问题，有政协委员这样认为。

而在朱星看来，“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首先是目前的科技评估体系侧重快速跟踪发展前沿，潜心于系统仪器研发人员的贡献在科技论文、引用率和获得奖项方面没有得到充分认可”。朱星说，由于急功近利的学术环境，很少有人愿意坐冷板凳去从事显示度低的工作，因而很多单位原有的仪器研发人员、配套的辅助人员已经不复存在。

此外，近年来迅速增长的科研经费使得研究人员有更多的经费购置以前不可想象的昂贵科研仪器，客观上影响了研究人员从事仪器研发的积极性。

而对于我国学者参与大型研究装置合作项目，朱星认为其实也是把双刃剑，这虽然锻炼了国内的仪器研发队伍，但也导致了对大型装置项目的依赖性，不利于发展自主知识产权仪器。

“我们必须意识到，现代科技的重大突破越来越依赖于先进的科学仪器，谁掌握的科学仪器研发技术，就掌握了科技发展的主动权。”朱星说。

“我从事的纳米光学研究工作和扫描隧道显微镜（STM）的发明有密切。”他以STM的开发开辟了纳米技术研究新领域为例说，198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给了在瑞士IBM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这一奖项的颁发震动了科学界：为什么这项仅仅依据量子力学Z基本原理的实验观测技术能够在问世仅5年后就获得科学的桂冠?

“因为，这项成果的核心部分关键仪器STM的发明，使得科学家用纳米尺度的探针在物体表面扫描时，可以直接‘看’到单个原子，使人们的眼界一下拓展到单个原子、单个分子的水平。20多年来，STM这项创新仪器打开了纳米技术研究新领域，成为纳米显微Z关键的表征仪器。”朱星说，“实际上，诺贝尔奖已经数十次授予新技术、新方法和新仪器研发的科学家。”

“所以，加强科学仪器的自主研发和产业化能力是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然选择，特别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纳米技术研究等作为关键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做前沿部署，而要在这些领域取得突破，必须研发出先进的科学仪器做支撑。”朱星说。

他认为，为了提高我国在科学仪器资助研发能力，应当从不同部门、不同层次设立创新型仪器研发专项资助;并明确重点资助方向，针对某一时期的重点资助领域，从关键部件到关键技术再转向整机研制，直到进行集成创新，形成有特色和竞争力的科学仪器产业。“希望相关政策能在‘十二五’规划中予以落实。”

此外，他还表示，应完善科技评估体系，建立良好的先进科学仪器研发氛围，支持和鼓励科研人员从事具有长远影响的创新型科学仪器装置，建立一支耐得住寂寞的研发队伍，以保证我国在某些关键领域仪器研制的创新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