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又芝：精密仪器的“大师傅”
- 2015/9/18 9:12:33 44575
- 来源：腾讯新闻
心忧家国事读书治学人
——记我国的仪器仪表专家吴又芝先生
他出生在传统家庭，自幼便熟读四书五经，有着一份心忧家国的君子情怀；
他求学至西南联大，战火中依然刻苦读书，希望用知识点亮人生的光明；
他工作于工厂高校，业务上理论联系实际，博得工友师生们的一致好评；
他就是天津大学精密仪器工程系的早期创建者之一，我国的精密仪器专家吴又芝。
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救国书
1919年6月16日，吴又芝出生在一个北方传统的旧式大家庭里。这是一个满族家庭，在他的记忆里，初是和父母、三个哥哥及两个姐姐住在一起，后来又有其他亲戚相继搬来。因此，屋里多时能有二十多人。全家住在北京宣武门外兵马司中街十一号。
对于孩提时代的吴又芝而言，生活并不很幸福完满：母亲在他五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父亲曾任北洋政府的公职人员，但由于时局风云变幻，母亲病故不久之后父亲就失业了。迫于生计，大哥远赴关外谋生，到当时的东北交通中学当教员。后来，父亲也因肺病而撒手人寰。
吴又芝没有上过小学，深受传统教育浸染的父亲认为：只有读四书五经才算读书。小的时候，父亲常常在家督导他读些古书，如四书五经、颜氏家训、二十四孝图等等，吴又芝都能烂熟于心。大家庭压抑的氛围，缺乏母爱关怀的失落，传统教育严苛的熏陶……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吴又芝养成了沉默寡言、随遇而安的性格。同时，江河日下的社会时局，传统教育中兼济天下的君子情怀，病中的父亲心忧家国的声声叹息……这些所见所闻也都冲击着他默然但并不冰冷的胸膛。父亲过世后，早熟早立的吴又芝给自己立下了“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救国书”的誓言。为了能够进一步学习深造，他开始补习算术、历史、地理、自然等科目。
1931年，吴又芝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在学期间，他与“中国交响乐之父”、指挥家李德伦，我国计算机基础教育开拓者、天津大学教授许镇宇以及后来走上革命道路的袁汝庸、吴植楷等人成为同窗好友，经常一起读书交流，以及打网球、下棋等娱乐活动。在当时，北师大附中的读书风气比较浓厚，像数学、英语(精品课)等科目的笔记分量很重，因此，虽然没有读过小学，但是吴又芝在中学打下的基础十分牢固。彼时学生运动已经非常活跃，但与很多高调的热血青年不同，吴又芝主张“读书”、“唯读书方能救国”。当时，袁汝庸因为参加革命活动而被校方开除，吴植楷因同情袁汝庸而主动退学，在当时的吴又芝看来，是很为其惋惜的。在他的心里，一直的愿望是学习一门专业技能，脚踏实地的改造中国。“实事求是，读书报国”，是吴又芝在同学们的回忆中所打下的深深烙印，而这样的风骨与见识从此亦与他伴随一生。
坚决不做亡国奴，北平退学投西南
1937年7月7日，华北日军借口士兵失踪在宛平城生事，悍然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当时，正值吴又芝中学毕业，本来投考的清华大学因战火已迁至湖南长沙，所以他只能失学在家。虽然遭逢战乱，但吴又芝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而是专心在家复习功课。1938年暑假，吴又芝投考了伪北平大学工学院机械系。此间，目睹日本侵略者倒行逆施，华北大地惨象环生，吴又芝的内心异常愤懑忧虑。强烈的家国情怀、对侵略者的切齿仇恨，让他无法再“两耳不闻窗外事”。“上汉奸学校没有出路！当亡国奴没有出路！”吴又芝的内心在呐喊。在这样的信念下，在北平大学工学院入学不足三个月，他便毅然退学，和当时很多有志青年一样，踏上了奔赴西南联合大学求学的旅途。
1939年，吴又芝辗转跋涉数千里来到昆明，考入西南联大数学系。后来，他考虑当时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对于报效祖国可能更为快捷，因此在1940年转入机械系。课余时间，吴又芝不问政治，不搞业余爱好，却坚持在昆明的天南、天祥等中学兼课，甚至于每周日坐火车到城外的塞珠营及桃源村去兼课。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后方的经济形势吃紧，兼课教书能缓解一时的生活拮据；另一方面，吴又芝从来没有忘记自己“读书救国”的信念，希望能用自己的绵薄之力给大后方的孩子们带去文化知识，为这黑暗的时代点亮一片精神的光明。这种上课与“教课”同时进行的模式，吴又芝一直坚持到了大学毕业。
在西南联大，从不问政治的吴又芝却参加过一次游行示威，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形势危急。为避免寄居在香港的军政要员和文化名流成为日军俘虏，国民政府加派了航班将这些要人抢救回内地。不料在后一个抢救的航班上，没有看到被困的人员，反倒是看到了孔祥熙家二小姐的几只洋狗和大批箱笼。身为国民党要员的孔祥熙，不顾军政要员和文化名流安危，反倒用飞机抢救洋狗和财产，引起舆论的一片喧哗，也让西南联大学生犹感愤恨。他们展开了“倒孔行动”，走上街头对其进行抗议。在吴又芝看来，这些贪污分子不除，报国无望，于是毅然参加了这次游行。
“大师傅”能文能武，教书治学见真章
大学毕业后，怀着报国的信念，吴又芝在桂林中央无线电厂找到了一份工务员的工作，主要是试制750瓦的小型汽油发电机。工作一年后，正值桂林撤退前夕，形势十分紧张，他便转至成都航空委员会无线电厂任机械员，主要是负责维修内燃机。抗战胜利后，他又来到汉口，在国民政府空军第八地勤中队担任少尉机务员，负责修理小型汽油发电机。通过在这些工厂的工作，吴又芝积累了大量的一线工作经验。遇到问题不空谈，而是亲自动手解决，体现了他能“武”的一面。
1947年，在时任北洋大学水利系主任常锡厚的推荐下，吴又芝被聘为北洋大学教师。初，他因工作经验丰富，被学校安排负责实习工厂的工作。1955年暑假后，经过他的努力，进入了精密仪器教研室授课教书，并负责教研室电学组的教学管理工作。关于大学期间该如何学习的问题上，他常常对身边的学生说:“在大学里做学问就是四个字：问人，查书！”短短四个字，言简意赅，却饱含深意。
初见吴先生上台讲课，大家都笑谈“来了一位大师傅”。大概是因为吴又芝身高体胖，为人谦和，所以就有了这个不失诙谐的“大师傅”的称谓吧。“大师傅”讲起课来可不含糊。平日里沉默寡言的吴又芝一站上三尺讲台就仿佛变了一个人，据当时的学生回忆说，精密仪器系的老师大多善于讲课，而吴又芝先生讲课更是尤为精彩。由于长期在工厂工作，他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比较强，因而授课时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在课堂上，吴先生善于打比方、举例子、讲笑话，深入浅出地讲解机械原理，让学生们受益匪浅，而他的《机械原理》则成为了当时精密仪器系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之一。而这门课程所采用的教材，便是由南京工学院黄锡恺教授编写、吴又芝教授审阅的。
除了做好机械原理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外，他还花费了大量的时间进行科研工作。他通晓英文、俄文，能够熟练的阅读外文文献，便于了解世界前沿的学科知识。他曾经在天津大学学报上发表了《轮廓计的主要线路》、《量仪杠杆机构的仪器方程式》等文章。从1959年开始，他开始招收研究生，培养了一批仪器仪表骨干力量，为发展我国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文革”开始后，吴又芝被诬蔑为“黑帮”、“资产阶级反动学术”，并被多次进行批判。但他依然兢兢业业、认真负责，长期带病坚持工作。1974年7月，他因长期的迫害而病死，结束了自己短暂而又光辉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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